陈渊的讲述3——
为了让我变成正常人，母亲带我搬到刑场附近，进行反向教化。
但枪决现场看多了，我也习惯了，永远都是寥寥几种临刑反应，永远都是千篇一律地死去。我渐渐觉得，死刑也就那么回事。
反向教化不仅没让我成为好人，反而让我更坦然地面对一个坏人的。
母亲对此浑然不知，她仍然每天低着头为我打开那扇窗。
当然，母亲也没有放弃正向的渠道。
有个姓杨的医生，在镇上开了家诊所，同时兼职心理咨询师。那年头没什么人去心理咨询，他大多数时候都是看看感冒发烧的小病。
而我成了他的常客，在他那里接受心理治疗。
母亲为了掩人耳目让我去治病，还和杨医生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谈恋爱，美其名曰让杨医生帮着带孩子。
镇上的人都在背后笑她，说她儿子都这么大了，还想男人呢。
恋爱照谈，治疗费也没少给。心理治疗的价格很贵，药更贵。因为杨医生没有开精神类药物的资格，他是从非法渠道弄来药开给我的。
并不是不能去正规医院治病开药，而是母亲不愿意。
将这一切藏着掖着，只是因为母亲不希望我留下精神诊疗的记录，她希望我能悄无声息地治好，不要影响未来生活。
她非常信任杨医生的水平，也始终笃定我还有未来。
正是因为母亲的原因，我才没留下任何精神诊疗的记录。
杨医生认为，我是因为童年创伤而激发出了反社会人格，他说可以通过催眠找到我的心理阴影，挖掘我的隐痛，重塑我的潜意识，以达到治疗目的。
听起来神乎其神，但一次也没成功过。
因为成功的催眠有个重要前提，就是信任。我无法信任杨医生，所以他什么也挖掘不到。
治不了本就只能治标。杨医生给我开了一种叫做氯丙嗪的药，可以帮助人情绪稳定，抑制犯罪冲动。
但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，容易让人变得呆滞、嗜睡，还会产生认知障碍。他开药给我照开，但我一次也没吃。结果就是既没能治本也没能治标。
这对杨医生来说没有坏处，治不好就得一直治，我就一直是他的病人。到最后，我去诊所就是吃吃零食看看书，真的应证了带孩子的托辞。
我和杨医生两人联合起来糊弄母亲，只有母亲蒙在鼓里。
母亲为了负担我高昂的治疗费用，不光在机械厂上班，空余时间还去打几份零工。那时她还没到四十岁，面容仍是年轻的，头发却白了一半了。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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